媒体发声

3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0版整版刊发了公司杨平教授主持的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0ZD17）研究团队撰写的一组理论文章。该组文章共四篇，分别为杨平教授撰写的《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魏军梅教授撰写的《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维度》，程燕子讲师撰写的《以民主协商促进市域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博士生张维娜撰写的《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四篇文章分别从时代要求、基本维度、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的视角，对市域社会治理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述，阐发了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全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课题需要理论界深入研究。BETVLCTOR伟德在线杨平教授主持的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的研究团队撰写的一组文章或许可提供一个研究视角。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杨平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是分层次的，既包括整个国家统辖范围的各种社会事务的治理，也包括一个国家某一级行政区域内社会事务的治理，还包括基层的社会治理。作为连接社会治理上下层级的重要枢纽，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地方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中间枢纽的作用。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国家—地方—基层的协调联动，发挥其整体合力，在这一协调联动的过程中，治理活动的中间连接点选择非常重要。选择设区的市作为国家治理上下之间的一个中间连接点，是非常准确和符合中国实际的。市域作为一个比省域小的治理单元，其内部地区差异相对较小、公共事务的治理难度也相对下降，这样就为市域内统筹资源、协调联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市域相对于县域而言，具有比较独立完整的机构建制和职权体系，便于更好协调本行政区内的各项公共事务。由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系架构中，市域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和枢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布局的重要一环。

其次，市域社会治理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的社会治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大的背景下进行规划和实施的，其社会治理的理念、制度、体制、机制和行为，都带有一定的“城乡分割”的特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之间的发展更需要统筹协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市域”不仅包括城市，而且包括该设区的市所管辖的农村。在市域这样一个权责相对完整、区域差距较小的治理单元，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实现社会治理的城乡统筹设计、规划、实施，从而实现城乡社会治理整体性功能的优化；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城乡居民的权利平等，提高城乡公共服务的效率，营造稳定和谐的城乡秩序。

再次，市域社会治理有利于实现治理单元的集成效应。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可以为地方基层社会治理搭建一个平台、构建一个集成块，从而实现社会治理单元的有效集成，以此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平安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平安中国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对平安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市域范围内暴露出的各种社会矛盾是观察和判断平安中国建设状况的晴雨表。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市域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地。同时，由于设区的市相对完整的机构建制和权责体系，使得许多乡镇和县级政府解决不了的矛盾都集中到了市一级，从而使市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更为典型、更为普遍，从市域层面研究解决其对策有利于平安中国建设的正确决策。

另一方面，市域具有较强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满足人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的资源和力量。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具有更大、更灵活的自主创新政策空间，拥有较强的解决社会矛盾的人力、财力、设备等各种条件，能够为其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坚实保障。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与此相适应，要求社会治理更加有效、精准和人性化。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够更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首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要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要求我国必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必然要求高质量的社会治理，作为承上启下、统领基层治理单元的市域，其治理的范围适中，能够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便捷有效的管理和服务，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我国城市化发展到新阶段要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中小城市发展齐头并进，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互促共进，新型城市蓬勃发展，城市群格局基本形成。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高楼越来越多、城市系统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这必然要求从统筹城乡的角度，加强市域范围内的社会治理，以有效应对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通过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最后，我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要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时代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突出、职业多样化趋势加快、社会观念多元化凸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难度加大。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向城市聚集，社会问题也在市域内凸显，只有抓住市域社会治理这个关键环节，才能够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以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本文系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2020ZD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伟德BETVlCTOR1946）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维度

魏军梅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包含着多重维度，必然要求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及治理共同体的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不仅是构建和完善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总体要求和原则，也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该遵循的基本理念。共建理念要求构建有利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各治理主体之间良好的共建关系、共建制度、共建平台。共治理念要求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做到治理内容明确、治理主体明确、治理权责明确，必须明确“共治”治什么？哪些治理的事项需要共治、需要多大程度的共治，必须明确“谁来共治”，必须明确治理事项的牵头部门、协同部门和各参与组织的权力、权利和职责。共享理念要求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做到社会治理成果全域、全员、全面地共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党委领导要求党委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其决策和引领双重功能。政府负责要求市域内的各级政府特别是设区的市的政府承担社会治理的主要职责，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并更好地负起社会治理的各种责任。民主协商要求市域社会治理过程更多地依据民主的理念、采用平行沟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社会协同要求社会治理各个主体间形成有效的合作，而协同的主要方面是党组织和政府对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有效协同，也包括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在面临一些社会治理问题时寻求与党委、政府的协同，社会协同的目的是使社会的各治理主体能够共同发力、协调一致，从而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改进社会治理的成效。公众参与要求有序扩大人民群众对市域社会治理各项事务的参与，广泛而有序的公众参与内含民主、法治、文明等价值意蕴，又能够使广大公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使社会治理具备强大的民意基础。法治保障要求社会治理的规则及其运行能够为社会治理活动提供应有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教育等功能，从而使整个社会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转，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法治思维、依法治规则、融法治精神、养法治习惯，使市域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各种主体都依法而行。科技支撑要求社会治理活动广泛应用高效、精准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设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社区，使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方便、快捷、公平的公共服务。

市域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法治、德治和自治三种方式的融合是对社会治理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各种法治方式和资源大量运用于社会治理各领域，极大促进了社会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治理领域、方面和环节都适合单一的法治方式，有着成本低、亲和力强、程序简便等优势的德治和自治的方式在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有效性。因此，“三治”融合更有利于社会治理目标的达成。市域社会治理作为整个国家社会治理的中间层次、区域范围、中观领域，既要切实贯彻中央宏观政策要求和国家法律规定，又要着力推动解决基层的各种社会问题，就更加需要注重社会治理的“三治”融合。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提高社会治理主体各方面的能力，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要求多元主体按照民主、法治、公正、文明、效率的要求广泛参与市域社会各领域的治理活动，并要求市域社会治理中公共事务的普及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求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和各环节都有法可依，政府和各种组织、人员都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有关的社会问题，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社会权益都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要求无论是公共事务的办理还是公共服务的获得都能够更加便捷、高效、精准。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要求社会治理各领域的各种事务都有专门的负责部门或组织，由专业化的人员为这些专门化的事务提供符合专业标准的服务，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要求。

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社会事务需要每一个有责任心、正义感的善良公民的支持。通过法律制度、道德舆论、教育宣传、科技支撑使市域范围内的每一个公民都自觉自愿参与到社会治理相关各种事务中去，使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坚实的制度保障、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治理行为、项目、规则中，保证社会治理的成果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群众共享，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最大限度提高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本文系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2020ZD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BETVLCTOR伟德在线外国语学院）

以民主协商促进市域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程燕子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的重要作用，这是践行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理念的体现，是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

充分认识民主协商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民主协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在市域社会治理的各层面、各领域、各方面不可或缺。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表明，民主协商是架起政府和百姓沟通的桥梁，不仅在传递民情、汇聚民意、纾解民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打通制约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中梗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效能。

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是市域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的基本职能。在民主管理层面，民主协商改变了市域社会治理“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管理模式，使政党、人大、政府、政协、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都能有序参与市域有关公共事务的治理，有利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民主决策层面，民主协商遵循“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一协商民主的真谛，使各群体和组织能够就市域范围内攸关百姓生活、社会稳定、城乡发展等方面的难题发表意见和建议，开门问策、集思广益，让决策过程变为社会各界共同协商的过程，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在民主监督层面，民主协商充分保障协商主体对政府部门工作享有的批评和建议权，以此改进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作风，克服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能，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科学确定市域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的议题。民主协商议题选择得适当与否对于市域社会治理成效影响甚大。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协商全过程，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出发点，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坚持“民生为本，服务为先”，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选择将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痛点问题作为协商议题，以解决难点问题为着力点，做到防风险、补短板、堵漏洞。

在市域社会治理实践中，一方面将与群众日常关系最为密切、最为迫切希望解决的教育、住房、医疗、社保、就业等方面的“老大难”民生问题作为为民解忧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将城市公共卫生、社会治安、城乡环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社区治理等方面的盲点和堵点作为民主协商的重要方面，有效调动起各协商主体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敦促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协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诉求，改进工作方式，提升工作水平。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发展战略前提下，充分发挥协商主体来源广泛的优势，深入调查研究，尊重群众合理利益诉求。

创新优化市域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的方式。协商议题与协商方式的有机匹配与完美结合能够大幅提升协商的效能。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方式的选择上，必须综合考虑协商主体、规模、议题性质和轻重缓急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积极创新优化协商方式。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热心群众等都能够及时、便捷地参与其中，保障各参与主体能够各尽所能、各展所长。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影响市域社会治理的复杂因素明显增多，这就要求各协商主体要更好地担当，日常工作中与群众多接触、多交流，主动为民分忧解忧，切实做到问需于民，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真实、准确、全面掌握制约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难题。同时，要树立整体性思维，明确协商前、协商中、协商后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注重不同阶段的有机衔接。

注重市域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的成果转化。市域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的成效主要取决于协商成果的转化和落实。对各种协商工作所形成的提案和报告等，各级政府部门都要高度重视，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虚心听取各界意见。研究室、专业委员会和相关职能部门需要认真分析相关提案和报告，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认真逐条梳理存在问题，厘清症结所在，抓紧研究和制定解决方案。通过建立工作台账和实施清单，将责任压实到相关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就热点问题开展持续性追踪，及时跟进问题的整改和落实，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各级政府部门定期向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回复和反馈议题办理情况，就相关协商事项的执行进行通报和评估，确保民主协商成果的转化和运用，使协商结果得到群众认可、为社会所接受。此外，市级督查办亦可邀请各协商主体参与提案办理的监督检查，对提案面商率、办复率、满意率等关键指标开展民主测评与评议，督促各部门正视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各类顽瘴和痼疾，做到直面矛盾不回避，解决问题不敷衍，使协商成果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有力促进市域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本文系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2020ZD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伟德BETVlCTOR1946）

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张维娜

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表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促进了市域内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高效协调运转，社会治理领域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化、治理场景网络化、治理诉求多样化等新特点。以科技为支撑助力市域社会治理是变革传统城市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破解城市社会治理难题的时代回应，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科技助力市域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城市社会的异质性、流动性带来人口膨胀、资源紧张、利益冲突、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以及网络虚拟空间混杂等治理压力，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为破解传统城市治理中的难点、痛点、盲点和堵点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方法。科技为市域社会治理装上了“智能大脑”，为各治理主体提供了接收、传递和分析数据信息的科技平台，有效助力解决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各种问题。数据化科技平台的搭建和广泛应用，打破了行政分割、管理分治、资源分散的传统治理困局，使得跨部门跨层级的各治理主体实现了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高效运行。

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有助于解决市域社会治理资源短缺困境，提高市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和公共资源的重复使用率。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城市内和城市间的通达性，并增加了城市人口容纳量，从而有效缓解社会转型期的“城市病”和治理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压力。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感知技术为城市和乡村绘制“风险预警地图”，在研判复杂社会问题、预警重大风险、犯罪侦查、环保监测、政策评估等领域充分发挥信息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撑作用，并对民众诉求进行快速、精准的政策性回应，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许多“急、难、险、重”的治理难题。

科技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的理念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撬动了当代世界政治力量、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思潮的变革。作为一种较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不仅是社会治理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形塑着政府、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更反作用于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科技为市域内社会交往活动搭建了公共平台，信息要素在市域内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中成为重要内生变量，从根本上扭转了社会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催生出扁平化、多样化、网络化、公开化、精细化的市域社会治理网络。

通过构建“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公共服务”“互联网+治安管理”等治理创新模式，科技成为市域公权力机构治理公共事务的新工具和新媒介，为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制度执行力水平、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支撑，使得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的实现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市域社会治理各领域使得公共决策走向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从而达致市域内的善治。科学技术使公众更加公平、更加便捷地享受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人民群众追求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提供技术保障，助力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落实、落地、落细。

科技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的平台建设。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多中心”、高效、协同、共享的社会治理平台。在公共服务方面，推行电子化行政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对传统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建立互动、高效、人性化的市域社会治理平台，政府发挥技术治理的最大功效，为市场运行、企业投资创业、民生保障、城市安全提供更智能化、人性化、高效便捷的服务产品，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在公共管理方面，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的连接和融合，为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平台和信息载体，实现了市域内社会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助力政务公开、信息收集、上下对接、分流交办、业务协同、决策沟通、政策宣传、评价反馈、监督回应等各环节的全流程治理。“雪亮工程”“智慧城管”“智慧养老”“一网通办”等技术创新举措将市域内的信息、商业、服务、物流、安全等基础设施连接起来，满足平等协商、分工协作、自主决策的常态化市域社会治理，推进“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社区”的建设。在公共安全方面，信息平台的搭建有利于在重大公共事件、关键任务面前，以政府为主导凝聚全社会力量，快速有效形成社会共识，积极有力地应对突发事件。

科技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的效能优化。科学技术的全域性、数据共享的安全性和协同决策的精准性为市域社会治理延伸了服务链条、缩短了服务环节、降低了服务成本，推动着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协同治理。从传统“管人”“管物”迈向“管数”，用数据连接、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市域综合管理运行体系，有助于传统“中心—科层”的纵向模糊化治理向横向融合、纵向贯通治理的转变。

科技支撑下的市域社会治理可以通过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提升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协同，实现政府社会事务管理的“点”与公共服务的“面”的精准匹配。科技支撑下的市域社会治理可以促进信息集成共享与互联互通，激活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动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有效弥补政府的不足和盲区，通过增量式赋权和重构式创新让科技为市域社会治理赋能增效，促进市域内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协调协同，优化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本文系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2020ZD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伟德BETVlCTOR1946）

编辑：于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