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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刊发公司陈答才教授、吕越颖讲师文章：《周恩来住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其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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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摘 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周恩来是西安办事处创办的实际倡导者和参与人。在西安办事处（包括其前身红军联络处）存在的十年间，周恩来曾住留15次，累计107天。住留期间，周恩来开展了大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参与了许多党内问题的决策，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历史贡献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也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或“西办”）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倡导和推动的产物，从成立到撤销历时10年，经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也是全国同类机构中创建最早、撤离最晚的，以其特殊的政治和地域优势，在维护和推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较早倡导者、强力推动者和艰辛维系者的周恩来，与西安八办的创建、发展和卓有成效工作密不可分，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一、周恩来是西安八办创办的实际倡导者和参与人

1936年4月13日，周恩来出席的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派中共党员刘鼎到张学良处谈判，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店子、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随即，周恩来指示中共党员刘鼎在西安建立秘密联络转运站。当位于西安城北门东南侧七贤庄的10套院落落成之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以200块银圆作押金，租下一号院，以“冯海伯牙科诊所”为掩护，设立党的秘密联络转运站，负责西北苏区的物资采集、转运，并以一部小电台和扩大机为基础，扩大红军和共产党在全国尤其是国统区的影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出于民族大义，为妥善解决这一突发事变，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应张学良之邀，中共派出代表陆续到达西安，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于12月17日傍晚到达西安，先到七贤庄一号党的秘密联络转运站稍事休息，同时进一步了解事变态势，随后很快动身赶往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据同行的童小鹏回忆，由于处理事变需接触各路人士，因此，周恩来到达七贤庄后，还特地抽空刮掉留了多年的胡须。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到达七贤庄。叶剑英、左权等住在七贤庄一号。在周恩来处理瞬息万变、前途莫测的事变善后工作期间，为方便沟通协商，12月21日，经左权、孔从洲对新城广场南讲武堂和七贤庄一、二、三、四、七号院等地进行考察选址，并与叶剑英、张学良、杨虎城等沟通后，决定在西安成立红军联络处。从此，七贤庄一号成为红军专门的联络处，亦称“中国红军西北办事处”。主要任务是协调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络团结工作；开展和发动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采办西北苏区和红军部队急需物资。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建立正式合作关系，联络处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为名挂牌，以半公开的性质承担起重大使命。

不久，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变得更加棘手。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部的中下层军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由于坚决主战、要求张学良回陕的主张未能实现，备受刺激，在东北军内部发动政变，即“二·二事件”。这成为削弱西安同南京方面谈判的力量和地位的关键性事件，特别是加速了西安方面各力量之间的分化，严重破坏了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内部团结，从而使南京方面有了可乘之机。形势瞬息变化，南京方面持续施压，由顾祝同率领的中央军随时可能开入西安。鉴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危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等人，要其注意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而此时身负重任的周恩来明白：中共全权代表的去留，不仅事关中共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工作、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和诚意，也关系实际工作的需要——因为他一旦离开，不仅红军联络处将难以存在，红军在关中也难以立足，更谈不上推进国共的正式谈判了。因此，周恩来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离，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尽快移至三原。他自己则坚持留在西安继续活动，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红军办事处，力挽危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推动全面抗战新局面的形成，林伯渠、宣侠父、叶季壮、伍云甫等，自7月底陆续到西安，充实和加强了红军联络处的领导力量。实际上，这是在长期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线、对西安相关状况有着清晰了解的周恩来的直接促成之下完成的。红军联络处的这种调整和充实，无疑为打开西北尤其是西安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经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长期艰辛的谈判工作，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1937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七贤庄的“中国红军西北办事处”也由“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由于办事处一直设在西安七贤庄，加之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称谓早，也可能出于“先叫后不改”的缘故，后来人们习惯上称七贤庄一号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从1936年春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前身“红军联络处”算起，到1946年9月10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办事处撤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共存在10年半的时间。期间，周恩来为西安八办的特殊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

二、周恩来在西安八办住留情况考辨

西安八办存在十年多，为这个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周恩来，到底来过八办多少次，大约住留多长时间？有研究者认为“从1936年底到1946年初，周恩来曾在西安八办住留23次，他在西安的革命活动，给西安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该文只是笼统地说“23次”，仅列举周恩来三次住留七贤庄一号（其中时间最短的只“留住一天”）。这同文章开篇说的“23次”相差甚远。据刘彤壁执笔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大事记》记载，周恩来在西安八办从1936年到1946年间住过11次。而笔者经核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的1936-1946年时段，认为周恩来住留西安八办既非23次，亦非11次，而是15次，因为《周恩来年谱（1898-1949）》除早期逐年或逐月记载谱主的活动外，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往后，基本是逐日记载的，内容更真实准确，分述如下。

第一次，1936年12月17日傍晚周恩来由延安飞抵西安，先在此稍事休息，当晚赶到张学良公馆，投入事变处置中，且一直住张公馆东楼。在事变的善后处理中，周恩来移住七贤庄一号，这算作他第一次入住西安八办的前身“红军连络处”。期间，周恩来主要处理以下几件事：一是为避免“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发生内讧，派刘鼎将孙铭九等人转移并保护起来；二是于1937年2月9日会见刚赴西安任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顾祝同，促使其“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等”；三是多次同在西安的黄埔军校员工亲切交谈，并请中共中央派黄埔系员工、时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员是红军军、师级干部）队长的陈赓到西安加强对黄埔系的工作，影响南京政府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工作；四是同顾祝同、张冲等反复交涉至3月下旬，极力推动国共谈判发展到更高层级。这一次，在按中央书记处的通知飞抵上海着手进一步的谈判工作之前，周恩来在西安住留百余天，在七贤庄至少居住一个月，是他在西安、在七贤庄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

第二次，1937年3月30日到4月初的短暂住留。周恩来到沪后，同宋美龄、宋子文、蒋鼎文等会晤，然后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表示中共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考虑谋求合作抗日，可以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而拥蒋，但拒绝忍受投降收编之污蔑。期间，蒋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但要中共检讨过去决定，只谈与蒋合作、拥护蒋为领袖，而非两党合作。3月30日，周恩来携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飞回西安，仍住七贤庄，当晚同顾祝同谈判接济红军给养等事项，4月初返回延安。这同他第一次住留七贤庄相比，时间较短。

第三次，1937年4月26日，周恩来携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飞赴西安，住七贤庄，处理国共两党谈判的棘手问题，主要包括：在26日、27日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有关蒋介石逼杨出国的解决办法；于5月6日同张谈判，坚持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在5月15日和顾、张谈判，就其所提的“视察”边区问题提出名称和参与人员等方面的原则要求；5月24日，就中共对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所倡导的原则和意见致电蒋介石；连日与顾谈判军队经费问题，等等。此外，他还同洛甫、毛泽东、博古电报频繁，参加党内若干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处理，直至月底飞往上海，6月4日抵庐山。此次，他在七贤庄住留一个多月。

第四次，周恩来在庐山完成了同蒋介石的多次会谈，把国共正式合作、红军改编等重大问题定下来之后，到上海又同宋子文、宋美龄就国共合作后的相关具体问题作了商谈，于6月16日（或17日）回到西安。期间，从徐向前处了解了红军西路军的情况，并对其生活予以关心和照顾。6月18日回到延安。这次住留西安时间较短，不到两天。

第五次，周恩来1937年7月4日抵达西安，次日，同博古、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等领导人共商红军改编问题。7日亦即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日飞抵上海。期间，周恩来的主要活动是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同中共党员夏衍谈话、探望宋庆龄，并会见蒋鼎文、宋子文等。7月13日（或14日）抵达庐山后，很快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给蒋介石。15日又致函蒋，阐明推进国共正式合作的紧迫性。此行对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这次在西安住留三天。

第六次，周恩来在上海、庐山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后，7月27日返至西安，与蒋鼎文进行会谈，后者提及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一事，周恩来表示：只要其即刻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可以迅速开动。后来，为同其他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商议此事，28日返抵延安。这次，周恩来在西安住留只一天，也是他在西安住留天数最少的一次。

第七次，1937年8月6日周恩来同朱德等到西安，9日飞抵南京。这次周恩来在西安实际停留不足三天。这次到西安的缘由是：当年7月底，平、津相继失守，华北局势越发危机。根据事先安排，周恩来本来在云阳镇参加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但在8月1日，毛泽东转来一封急电，提及蒋介石密邀毛、周速至南京“共商国防”。考虑到抗战形势和红军作战等问题，几经电文交涉，决定周恩来动身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这次到西安虽时间不足3天，但周恩来仍处理了大量军中事宜。

第八次，1937年8月21日周恩来只在西安作了一天的停留。从当月9日到南京后，在宁期间，除参加国防会议、商讨重大军事问题外，周恩来和朱德、叶剑英还同国民党商谈了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改编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问题。21日，他赶回西安，次日参加在陕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九次，周恩来在西安住留5天。洛川会议结束后，8月29日，周恩来抵达西安，准备经此赴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谈判。次日，会见蒋鼎文，促使其承诺将通知各方就共产党、红军的称谓问题作出改变，不再称“伪党”“匪军”。30日、31日，接连收到毛泽东电，指出为同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具体事宜，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9月3日晚，周恩来乘火车前往山西。

第十次，1939年6月，鉴于国民党制造摩擦有不断升级的趋势，周恩来要离重庆返延安研究应对办法。18日他途径西安，可能稍住几天，期间会见省主席蒋鼎文，讨论调解摩擦的具体解决办法。

第十一次，1940年3月20日到25日。1939年7月周恩来在去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因马惊坠地受重伤，右臂骨折。同年9月中旬到莫斯科治疗。3个多月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陈述中国革命的情况。次年2月回国，先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三次会见盛世才，接见中共在疆干部后，乘苏联民航飞机飞抵兰州，改乘汽车经平凉、邠州，于3月20日到达西安。在西安期间，他同胡宗南、蒋鼎文交涉给八路军发军饷事宜，26日乘汽车回到延安。此次共住留6天。

第十二次，1940年5月13日至21日，周恩来在西安八办住留8天。当时，国民党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计划从延安前往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13日，到达西安；次日，同西安八办负责人研究进一步的工作，并与蒋鼎文联系，向其抗议国民党派兵进攻陕甘宁边区一事。17日，恰逢朱德要经西安回延，他与八办负责人伍云甫等人一同到车站迎接。次日，周、朱二人分别在八办召开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此间，他还会见了时任中华邮政总局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的林卓午，共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地区实现通邮事宜，并为林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21日，乘汽车离开西安。

第十三次，1940年7月27日，周恩来从重庆飞西安到办事处，约于30日返延。八办负责人伍云甫27日日记载：“下午6时左右，周副与童小鹏自机场来，12时半就寝。”同月30日日记又记载：“因准备飞机接周副事，下夜1时就寝。”而30日日记中“接周副”显然是笔误，应为“送周副”。笔者推断是伍云甫当时笔误，或是后来文稿整理者校对有误。因为30日周恩来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伍不可能再次“接周副”。

第十四次，1943年7月9日到13日，共住4天。从1940年国民党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周恩来在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任务就更加艰巨而繁重了，虽多次返延向中央汇报工作、开会，但大多都是乘飞机直飞重庆或经停兰州往返。为筹备中共“七大”，1943年6月9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请周恩来回延。28日，他乘卡车离渝返延，同行还有林彪、邓颖超等100余人。由于国民党正在积极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形势险恶，途中为确保安全，每到一地，他必先亲自察看周围情况，每次启程前总是要求各车长反复清点人数，以防错漏，还不时叮嘱大家提高警惕。因此一行人于7月9日才到达西安。当晚和次日晨，他召集相关会议，研究多方面情况。9日到13日，在西安分别会见了胡宗南、熊斌、邓宝珊、孙蔚如、彭昭贤、胡占冕等人。13日离开西安，16日到延安。

第十五次，1946年1月29日，周恩来计划飞往重庆与国民党商谈停战、政协等问题，但飞行途中天气恶劣，行程受阻，暂时停留在西安。次日上午再次南飞，在秦岭上空遭遇险情，被迫返航西安，下午飞抵重庆。这是西安八办存在10年间他最后一次住留于此，同样是住留时间最短的天数之一。

由于蒋介石的阶级立场，重庆和平谈判的协议签订不久，全面内战就爆发了，国共和谈走到尽头。8月底，周恩来就国民党通知八办立即撤销事向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了最后交涉，要求保证人员撤离期间的安全，并派交通工具护送返延，办事处人员于9月10日安全返回延安。

根据以上对周恩来在西安八办住留概况的梳理，还有几个相关的学术问题值得讨论并予以考辨。

第一，关于周恩来在西安八办住留次数记述不一的问题。前文提到“23次”说，显然既无根据，更无内容。为此，笔者还于2018年4月4日专门访问西安八办陈列部主任王路平，她也坚持“23次”说，其依据恐怕就是前述李珍珠的文章，并且解释说明：“只要停留都算”。这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住留情况应记而未记的占大多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所记载的11次，问题较为复杂。有的属漏记，即有多次周恩来住留八办，《大事记》却未记，而有的是未到西安却被记入，属错记。漏记的应当包括本文记述的第二、三、四、七、八、九和十四次。除了漏记的七次，其余比较准确的记述只剩下四次了。其余七次记述，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周恩来当时根本未到西安，一是即便到过，但记述事实有误。

前者如《大事记》记述，1937年10月“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宣侠父从山西临汾至西安办事处”。而1937年9月到11月周恩来基本都在山西抗战前线，处理战事，未曾到西安。《刘少奇年谱》的同时间段也无到西安的记载。《彭德怀自述》只记录1937年“9月，周恩来同志约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见阎锡山”。《大事记》在记述1938年3月时写道：“同月，周恩来在办事处住留期间，在省立二中大操场为西安数千名青年员工就抗战形势及开展救亡运动作了三小时的讲话”。但《周恩来年谱》的同时段记载谱主在武汉几乎天天有活动。不排除周恩来在陕西省立二中大操场可能做过关于抗战形势和救亡运动的讲话或演讲，但不是这个时间，有可能张冠李戴。据《大事记》对1939年9月的记载：“同月，周恩来、邓颖超、刘九洲、孙维世来办事处”。而事实是周恩来因赴苏医治臂伤，8月27日就从延安飞抵兰州，邓颖超等人同行。从兰州到迪化，听取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的工作汇报，9月中旬到莫斯科住院治疗，1940年3月才回到新疆迪化。1939年9月，他怎么可能同邓颖超等“来办事处”呢？

后者如《大事记》记述，1937年7月27日“周恩来、林伯渠、博古由延安赴西安，经红军联络处往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商定红军改编方案和“出师抗日事宜”。事实是周恩来这次不是“由延安赴西安”，而是7月中下旬在庐山和蒋介石谈判完，又在上海布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地下党工作，开展大量上层统战工作后返延安途径西安，同蒋鼎文会谈。次日即28日，才和博古、林伯渠返抵延安。《大事记》记载1938年“3月22日，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医生白求恩，由西安办事处警卫排长白天顺从韩城接来，在办事处住留。白求恩大夫在这里住了10多天，受到周恩来、林伯渠的接待”。事实上，2月27日至3月1日，周恩来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3月上旬，和王明等回到武汉”。从此到9月10日一直在武汉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负责同国民党谈判沟通，参与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根本不可能于3月22日至4月上旬在西安办事处接待白求恩。更何况，《大事记》接着前述引文又写到：“3月上旬，白求恩大夫在白天顺排长的护送下，带三汽车医疗器械与药品，北上延安。”作为同一则的“大事记”记述，3月22日“接来”，怎么“3月上旬”就“护送”“北上”了呢？也许“3月上旬”是“4月上旬”，因《大事记》的撰写者笔误所致。《大事记》记述道：1943年“7月初，周恩来、邓颖超、林彪、徐冰、张晓梅、高文华等150人分乘5辆卡车由渝回延。经西安办事处时，周前往胡宗南长官部就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进行谈判”。这则史实记述没错，但不准确。事实是周恩来一行6月28日即“乘车离渝赴延”，7月9日到西安，会见包括胡宗南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军政要人后，7月13日离西安，16日抵达延安。当然，笔者也不能断定上述研究和判断绝对准确、没有遗漏或差错，在此把问题提出来，但愿能引起学术界从事周恩来研究的同仁之注意，以推进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三、周恩来在西安八办的卓著贡献

周恩来为中国革命、人民幸福、世界进步作出历史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周恩来在西安八办期间为中国革命和世界进步事业的卓著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在此择其要者而论之。

第一，艰辛努力，多方斡旋，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主要有：一是以民族利益为重，充当了调停的角色，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后，致电毛、周：“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周当日即复电“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17日傍晚，当天下午才飞抵西安的周恩来就和张学良会谈，商定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布防细节，以及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是以“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行调停的。他的意见明确且极具针对性，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次日，他又拜会杨虎城，将前日与张的谈话内容、中共态度等相关情况告知杨，后者当即表示：“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无疑，作为中共代表亲赴西安的周恩来成为关键的调停者。二是及时、准确传递多边信息,确保中共中央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形成、完善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对如何解决事变并不确定，其中，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成为处理事变的一大关键环节，特别是在是否应该将蒋“交人民审判”、请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分子主持局面等问题上，是经过了一番讨论的。周恩来到西安了解事变经过、张学良等人的态度和倾向后，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并提出“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类似的反馈和建议，贯穿于他处理西安事变的各个环节，对中共中央正确判定事变性质、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多场合做劝解,力促各方理解、支持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在西安处理事变及其善后工作期间，面对千头万绪、任务繁重的工作，仍通过邀请群众救亡团体举行座谈会、会见金融界人士、与各界人士个别谈话、发表演讲、审定报纸和电台宣传纲要等方式，劝解和说服各界、各阶层和人民群众，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全力营救红军西路军，为抗战胜利保存军事实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为打开新局面，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令作战部队渡过黄河。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逼近，企图在甘、宁边境消灭红军，情况危急。10月25日，中革军委调整部署，令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之敌。但作战计划却因敌我力量悬殊、我方指挥失误等原因而未能落实，加之此时敌情变化，胡宗南部为增援宁夏，布兵将红军河东、河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切断，计划被迫中止。

西渡黄河的红军2.18万人在战斗中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深入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的行动，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围追“兜剿”。在敌强我弱，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补充的条件下,尽管毙伤俘敌2.5万余人，但最终失败，除被打散返乡、经营救回延及流落各地几千人，其余全部战死、被杀、被俘。可以说，西路军的顽强战斗和牺牲精神是一部悲壮的英雄史诗，而经营救回延安者主要是周恩来在西安八办的不懈努力下实现的。

1937年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周恩来在西安八办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5月5日，他和叶剑英安排调查并设法接回在凉州被俘的西路军人员一事。6日，在同张冲的谈判中，要求交回红军被俘人员。同月，他派人到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令相关人员着手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人员。7月，指示谢觉哉陆续通过统战关系，找回了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200多位，营救出被俘人员数千名。8月7日，在得知1000余名被俘人员关押于西安行营监守所后，他立即同蒋鼎文交涉此事。当天，就有30名干部获释。次日，210余人获释，其中营以上的军事干部33名。他还专门会见了获释人员，表达了安慰和鼓励。周恩来还通过著名爱国人士杜斌丞联络中国回教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的吴鸿宾，具体商谈营救西路军的步骤。后经马德涵、张文彬等人半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和多渠道的努力，西路军4700多名被俘人员分期分批得到释放，回到革命队伍，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革命实力。

第三，广泛昭示抗日救国意义，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要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乃至将摇摆不定的动摇分子吸引、凝聚在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大旗下，需要巨大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人格魅力。调停和斡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在长安县政府（今西大街社会路附近）通过西北特别支部委员会徐彬如，邀请杨明轩、熊伯韬、武伯伦、李连壁、何寓础等20余位群众救亡团体负责人召开座谈会，阐明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意义。1937年7月，他在新城广场南讲武堂作《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由宣侠父主持，听众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西安行营、省政府等单位及抗日救亡团体500多人。

在西安的日子，除了出门拜会，在七贤庄接见社会名流、各界人士外，周恩来还接待过许多中外记者。他在接待北平、天津记者时，向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还建议中央指定专人以化名写文章向《大公报》《益世报》《晨报》投稿，参与这些媒体关于统一救国问题的讨论。他在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向她阐释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一位英国传教士曾对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讲了他曾受到周恩来接见的感受：“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一种印象：他们是真诚的，而这对我来说，要比无论什么宣言都更有意义……毫无疑问，中国实现真正统一的前景，今天的条件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通过西方人士，周恩来不仅发展、巩固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主义阵线。

综上所述，西安八办作为特殊历史年代所建立的特殊办事机构，存在了10余年时间，周恩来来此共计15次，不算1936年12月17日下午的短暂停留，累计住留大约107天。他这百余天的艰辛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简介：陈答才，伟德BETVlCTOR1946教授；吕越颖，伟德BETVlCTOR1946讲师，西安，710119。